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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明:文化-科技-金融,以创新联动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编者按

  1月28日,梅花与牡丹文化创意基金会年会暨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CCF50)新年峰会在北京举办。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晓明峰会上以“文化-科技-金融,以创新联动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为主题做了演讲。

  此次年会由梅花与牡丹文化创意基金会、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金融研究基地、“一带一路”梅花与牡丹创意产业与城市论坛、雷虎机器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如是金融研究院、北京三多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元文智咨询有限公司协办,年会以“金融助力文化发展新时代”为主题。年会期间,如是金融研究院CCF50文化金融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以下为整理速记稿:

  我的题目是“文化科技融合中的金融分析”,我首先要强调,面向金融界的这么多大佬,我做不了任何金融分析,但是我可以把文化科技融合方面的一些理解跟大家汇报一下,求教于方家。

  几年来,我们做了五次“国际文化科技融合的趋势报告”,每年做8-10个趋势,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的分类系统,用技术成熟度和市场成熟度双重指标衡量,每年做一个搜索,全球相关机构研究成果的搜索,最后归纳出一个趋势来。

  我本来在刚刚完成了2017年趋势报告基础上为今天这个会议准备了一个PPT,做的也很漂亮,另外,德良也为我提供了文化科技相关领域内金融方面的情况分析,本来我想把两个文件合起来,但是到了最后突然发觉这两个文件统计指标方面还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发现还得下来好好讨论一下,才可能最后形成一个系统全面的看法,这样我今天就没办法跟大家展示PPT了。所以,我还是写了一个提纲,把关于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趋势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考虑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利用这个机会请教在场的各位金融方面的专家。

  本来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全球包括中国的发展趋势,从金融危机以来,转型的趋势非常明显;第二,这个转型中跟文化相关的最本质的现象,我把它称作文化内容的创作群体从专业人员大规模的转向非专业人员,这个现象引起了一系列的相关变化和挑战,这个变化和挑战对于整个文化,甚至文明的演进来讲都有很大的影响。第三,文化金融方面应该怎么应对。我想第三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主要是求教于在场的金融专家。

  第一个问题,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经济、文化发展趋势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来,这几年复苏趋势非常明显,从数字上看,全球的经济连续两年是一个3%的增长速度,全球2/3的国家已经恢复了增长。这其中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世界各国自2010年至今纷纷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美国自2011年起发布《联邦云计算战略》、《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计划》、《支持数据驱动型创新的技术与政策》等技术发展战略;英国在2015年-2017年先后发布《英国2015-2018数字经济战略》,《2017年英国数字经济战略》等方案;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战略;在2016年G20峰会提出《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后,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数字经济”,并强调“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

  所以,推动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动力因素实际上是经济结构的大规模的变化。跟数字经济相关的经济部门都出现了显着的增长,而且远远超过了平均的增长速度。根据中国信通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测算,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2.6万亿元,占GDP30.3%。同比名义增长超过18.9%,显着高于当年GDP增速;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升。

  我国文化产业的变化可能是最明显的。从“十二五”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增速逐年降低,现在基本上到了11%左右的平台期了。“十二五”之前我们的增长速度不要说两位数,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20%以上。有统计说,我国文化产业从2004-201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24%。但是从2011年以后增速显着趋缓:2011年是21.96%,2012年是16.5%,2013年11.1%,2014年12.1%,2015年是11%,2016年基本上也是11%多一点。文化产业整体的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左右,发展进入了一个平台期。

  除了增长速度大幅趋缓外,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结构性变化,我国文化产业中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跟数字技术相关的门类增长速度普遍比较高,而且不断加速。总体来说百分之二三十是一个正常情况,一些不累和类型到了2016年的增长甚至达到50%。比如跟数字技术相关的文化类上市公司它的增长速度达到了50%。结构变化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正是数字和网络技术相关部门发展的动能爆发,才推动文化产业整体上保持在高于国民经济增速5个百分点左右的发展速度上运行。

  第二个问题,变化的本质以及引发思考的问题

  上述变化的本质是什么?出现了一些什么值得我们研究的特点?我称其为“大转变,数字文化时代的来临”。最根本的变化就出在大家都在不断谈论的腾讯模式。大家最近谈的比较多的是腾讯阅文集团香港上市冲到1000亿港币,我关心的是这样一组数字:整个腾讯的微信日活跃用户是9亿,阅文集团注册用户6亿,日活跃用户我今天看到数字是六千万,它的专业作者昨天听腾讯研究院说超过600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用户自创的内容生产的平台公司已经出现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正版中文内容提供商。这是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以往我们的文化内容是由一个非常小的、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的专家精英集团来创造并生产,由大众接受并消费,而现在我们出现了一个非专业的用户自创这样的一个文化内容的生产的巨大群体。

  对于这样一个现象的总结,本来今天国研中心的黄斌要来,他们团队为腾讯做了一个总结,其中提出一个概念,叫创意者经济。所谓的创意者就是生产和消费这两端融合在一起形成的新型创意主体,也就是说现在的消费者都是生产型的消费者或者他们自己已经直接的开始了内容生产,所以,他们叫生产型消费者(英文有一个新词叫产销者——PRO-SUMER)。这部分人的出现造成了一个最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人类文明或者文化发展史以来从来都是只有小部分人专事生产,大部分人被动接受,国外有学者把这个称为“只读时代”,而我们现在从只读时代进入到读写时代,以前被动的消费者开始进入创作。

  如果详细分析的话,这个正在大规模进入内容生产的网生群体是80后和90后,也有人说80后和90后实际上是网络原住民的第一代。有国外学者说网络原住民第一代“完全是一个新物种”。这基本上我们这代的下一代。我们这代50后,下一代是80后,60后下一代是90后。从我们这一代到我们下一代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物种。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大的转变?最近我研究了一些相关论述和资料(特别是我最近刚买了一本书,约翰·哈特利先生写的,中文书名叫《数字时代的文化》,他特别分析了数字读写时代的特点和影响,这本书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归纳出了6个重大变化和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个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叫做“生产消费者”的出现。国外认为这是一个创意产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创意产业发展第一阶段就是供给方的生产决定消费,从生产到消费是线性的,第二个阶段是把生产从满足直接消费到满足相关领域的生产型消费,第三阶段消费端反作用于生产端,消费端在生产内容中开始占据主导。所以,这就是创意者经济的出现,这是生产方式的变化。

  第二,市场结构的变化,在网络世界里,出现了“叠加”在社交网络之上的全新的“市场”。比如说,大家在网上聊天,在发自己吐槽的东西,弄着弄着发现点击量高,突然有商业价值了,就会有人来投资。最早给我印象最深的“张小盒子”的漫画,吐槽职场中种种不满,弄着弄着发现成为一个非常畅销的产品就有人投资了。因此,在互联网平台上,商业性活动和非商业性活动完全是“无缝连接”的。这样一种平台化的公司国外学者给了一个新的名字叫社会网络市场,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它是把市场上载到一个社会网络上,休闲型活动和专业性活动叠加在一起,把大量的商业活动嫁接到这个完全没有商业目的的社交活动中,而且在这个里面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我们经常讲的羊毛出在猪身上,因为你免费的上网,实际上你收费的游戏完全弥补了上网免费的成本。这样一种模式一旦出来之后,原来大的电信机构都成了埋线挖沟,他们只收了基础性的流量费,他们就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当然他们现在心不甘了又想重新杀回来。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市场,这个市场里商业性活动和非商业性活动界限是分不清楚的。

  第三,文化发展模式的变化。刚才我也提到文化发展从来都是专业性、精英的、封闭式的、批判式的小群体的专利,我们从来都是信奉这种精英创造的文化才是健康的和有价值的文化。我们这一代可能是最后一代人(因为80后和90后就是“新物种”了)。我们父母更是这样,再往前倒到延续数千年的前现代社会,文化发展更是知识精英主宰的传统,因为中国有长达将近1500年的科举制度,我们精英传统是世界上最强的。随着非专业的、以往被动的消费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文化内容生产领域,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界限越来越分不清楚了。所谓专家和大众,专家是批判性的,而大众是受批判的,专家和大众二元结构是对立的,这样的二元结构区分正在全面消解。普通大众已经掌握了以前只有民族国家才拥有的文化内容生产、复制和传播的技术能力,正在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参与文化创造的潜力,他们“自创”的内容在规模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知识精英创造的内容,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第四,教育模式的变化。应该这么说,我们现在实际上进入到一个从印刷读写能力进入数字读写能力的新的阶段,而数字读写能力所诞生出来的人种是一个全新的人种,那是一个全新的网生一代,我们把他叫做“网络原住民”或者叫“网络土着”,他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学习知识的成长模式完全不一样的。我也看到哈特利书里的概念,他说要从教授已生产的知识的教学,走向教授知识生产能力的学习。以前我只是学习传播来的知识,现在我要学习如何生产知识。他问出了:在这个前提之下到底是学生该受教育还是老师该受教育呢?他说现在学校里最需要受教育的是老师,因为只有老师才不知道或者他才不教怎么去生产知识,而学生天天趴在网络上面,可能在网络上面已经成为一个知识生产者。所以,生产知识这一点可能学生比老师更懂,因为学生是另一个物种。

  第五,产业政策的变化。如果生产者已经是个人了,以前我们的产业政策是针对行业的产业政策,针对企业的产业政策,现在怎么去针对那些个人,怎么真正用一种产业化的政策去培养个人的数字化的读写能力,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或者有数字鸿沟或者有代际鸿沟,他们是不具备数字读写能力的,我们的政策怎么支持他们,使他们拥有这个数字读写能力,有能力赶上这个时代不被甩下,因为这个转型太快了。所以,产业政策也是需要有一种新的调整,至少是完善和丰富。

  第六,监管模式的变化。到底管什么,到底应该怎么管。监管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迄今为止的方式都是精英监管方式,我们天然的或者自然而然的认为大众就是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的、你只要不管好他肯定是只能往低俗走,大众是不可能自我教育和自我生长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监管什么意思?叫引导大众走向一个更高尚的发展,更好的发展前景。新的监管模式恐怕要有新的思路,既然每一个个人都拥有了以前一个民族国家才可能拥有的数字技术化文化内容的生产能力,如果每个人都拥有能力的话,每个人的文化生产过程它都是一个自我表现的过程。所以,个人出于自我表达的文化生产能力才是我们的制度所应该真正保护的东西,也是我们这个制度的基础。所以,我们经常说的所谓落实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就是要落实到每个人文化自由表达权利上。实际人民群众已经在自由表达了,你只需要画出底线,给他提供能够实现自我表现的更好的条件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让我们想到市场经济创建初期亚当·斯密在他着名的《国富论》里讲的那句最着名的话,他说我们每天早上的面包不是出于面包师的好心,面包师只是为了挣自己的钱,而他造成的结果就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满足了需求。文化制度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繁荣不是靠国家引导什么东西,而是靠国家保护每一个人的自我创造、自我表现机会和权利,你只要保证了每个人的权利,文化就进步了。所以,这是最基础的一个认识。

  第三个问题:文化科技融合与金融创新联动

  文化科技融合其实目前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深层的地步了,我们现在遇到的主要矛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科技进化的速度大大快于文化进化的速度。现在我们的大部分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触到任何文化或者开始从事任何形式的文化创造活动,在技术上每个人都具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们是不是具有真正的拥有这样一个文化创造能力,这就是一个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文化进化和科技进步不是一个时空概念,文化是一个需要逐渐积累的过程,而科技往往出现突发式的增长。技术能力的普及速度跟文化能力提升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忧心忡忡的关于大众参与内容创造之后内容质量下降问题。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现在每天早晨起来听喜马拉雅,我听两个东西,一个是大咖读书会,每天听一本书不错,还有一个是听一下特别时髦的悬疑灵异小说,包括盗墓。我发觉确实存在这个问题,那些东西无限拉长,其实情节很简单,可能取自某种中国传统文化中小文化系统的东西,包括山海经里的一些形象,包括鬼神传说,肯定他们都取自这个。确实我觉得如果大量的文化内容都是一种这样的形态的话,确实存在一个问题,经过系统培训的专业化的文化创造者跟没有专业训练的文化创造者生产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转型期里突然涌现出来的大批非专业人员的作品,跟我们的历史传统联系的缺失是的确存在的。这或者是一些变异,未见得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长期存在下去,但是可能会影响到一代人。有一个担心,如果生产和消费“网生内容”的这一代人的孩子成长起来后,通过他们写的内容去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的话,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会变成什么样,这个还确实是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文化科技融合产生的问题可能还是需要用文化科技进一步的融合来解决。这里面就需要有金融创新的参与。现在应该讲供给端文化大数据,就是打造“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核心内容就是将“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数字化、素材化和智能化,为千百万“网生内容”的青年一代“创意者”提供全新的服务系统。欧盟在20年前就已经提出过一个叫文化创意启动计划(SISU),一直到目前还在持续打造名为“欧罗巴那”的多国文化资源数字平台,在国际上保持了领先的地位,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可以想像,像腾讯阅文集团这样一个有600多万专门的网络作家的平台,你如果用专业人员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提升他们能力的话,这个任务是完成不了的。你有多少人可以提升他们的创造能力?不可能。我们只有通过一个智能化的系统,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服务系统去为他们提供支撑。我认为现在技术已经达到这个程度,可以全部文化资源数字化、素材化、智能化,可以把它做到向每一个人可能的创造者提供支撑化的服务。当我们的年轻一代想开始文化创作的时候,可以很方便地从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平台上得到能够激发想象力的材料。当他们找出历史上相关重大的事件或者重要文化符号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到比较专业化的解释。用我们现在政策性的语言来说,我们现在有两个双创,一个叫做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另一个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前一个双创是为后一个双创服务的,而前一个双创真正建立起来必须基于一套智能化的完整的文化资源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服务系统。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金融创新必不可少。从总量来看,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散布在各种文物机构和公共机构里的海量文化资源绝大部分没有数字化,仅仅是数据采集就需要巨量资金和人力投入。比如说,北京民族宫博物馆目前为止27000件套件的民族服装全部普查登记都没有完成,而普查登记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拿出来照张相标个号放回去,根本不是“数字化”。如果真正实行数字化的“采集”,就要把这些服装拿出来按照一个统一规范的格式进行采集,使得以后这个数据能完全进行深入开发,这件事情技术要求高,人工耗费大,几乎是一个完全没有开始的事儿。

  从资金性质看,我们需要形成“全链条金融服务系统”。也就是说,金融创新需求不仅量特别大,而且不同开发环节是跟各种不同金融工具的使用有关,性质特别复杂。文化资源数字化智能化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从技术角度说,我们需要形成“从博物馆到商场”,“从村寨到T台”的“全栈式智能化服务平台”,要构建“生态环境”,令技术可以在其中迭代升级,文化内容可以和技术不断深入融合,否则,如果不把资源端数字化的工作和跟最终需求端结合起来,关起门来搞数字化,依现在技术升级的速度,估计搞完也就过时了。这样,从金融角度说,就要构建全链条金融服务系统,将财政资金、市场化非营利性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业基金,以及互联网金融创新等等手段做组合使用,这样才能在一个活的市场化的应用系统中把它一次性建构起来,然后不断迭代升级,在使用中使得这个功能不断强化。这件事情确实需要文化金融50人论坛这样的对于文化建设有着非常强烈的使命感的金融界资深大佬们大家共同来做。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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